基础教育是国民素质提升之基、强国建设之基、民族复兴之基。基础教育评价是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指挥棒”，牵引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政府和社会各界对教育评价问题的严峻性有着高度共识，出台了一系列教育评价改革政策，旨在破解教育评价的顽瘴痼疾，稳步推进高水平教育评价体系建设。随着基础教育评价改革向纵深推进，实践中逐渐出现“技术泛化”“数据至上”“形式改革”等异化风险，促使学界对风险现象进行理性追问。事实上，新时代基础教育评价改革的破局之道在“诗外”，其真正的症结并不在于评价自身，而在于缺乏支撑改革的“四梁八柱”。为此，基础教育评价改革要超越对评价要素的局部优化，转而聚焦“教育自系统”与“社会他系统”间错综复杂的内在联系与互动机制，构建逻辑互洽、协同增效的“大评价超系统”。

基础教育期待什么样的评价改革？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就要对基础教育评价改革做出整体的价值判断。《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围绕五类主体，明确了“五破”“五立”的重点任务，指明了教育评价改革的跨界属性和联动需求，意味着需要“教育评价自系统”与“跨界领域他系统”交互与协同。当前，基础教育评价改革的重心逐渐集中在评价自身，困于层层加码、一切皆评的“扩容”负担，陷入算法规训、量化一切的“技术”陷阱，并出现由明转暗、“五唯”变“N唯”的“形式”作祟等改革误区。然而，仅从评价自身找问题是不科学的，这样的变革也是不彻底的，后续这些问题可能会改头换面、变相再生。为推进基础教育评价深度变革，必须强调系统集成、全面深化，既要重视“教育评价自系统”的问题，更要与“跨界领域他系统”联动，包括一体推进改革机制、健全细化政策体系、营造良好舆论氛围等工作部署，最终融合而成“大评价超系统”。正因超系统具有集成性、演进性和拓展性，能够将各系统的功能作用进行融合、嵌套和延伸，它才能促进基础教育评价改革向更广范围、更高层次、更深程度迈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改革要更加注重系统集成，坚持以全局观念和系统思维谋划推进。”就基础教育评价改革而言，构建“大评价超系统”是改革发展的理想范式，而统筹推进则是改革落地的关键方略。因此，仅在教育系统内部做加减法是远远不够的，关键问题在于外部社会生态环境，而这正是最难啃的硬骨头。外部社会生态环境存在着由多元价值张力诱发的价值风险，如工具理性对价值理性的侵蚀风险、技术赋权对教育规律的僭越风险、效率追求对公平底线的突破风险等。一方面，倘若不能有效化解这些价值风险，就会导致功利化、短视化的教育评价倾向。当前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五唯”痼疾，正是最典型的异化评价观，实质是传统文化价值取向偏差、政府绩效评估失准、用人单位选拔机制错位、市场人才遴选标准失衡等多重社会因素交织作用的产物。另一方面，这些价值风险同样制约改革的成效。基础教育评价改革高度依赖社会生态环境，既要层层回应“学校-教育行政部门-地方党委、政府-中央政府”的政策要求，又要精准对接用人单位对人才选拔的规则标准，一旦存在局部病灶就会导致改革举措“堵”在路上，改革成效“断”在途中。

基础教育评价问题有其深刻的根源，这些根源并非评价方法、技术、指标的表面症结，而是深藏在社会背后的结构性问题。有鉴于此，我们亟须以价值治理为突破口，共创评价改革的社会精神文化。党和国家为基础教育评价改革进行了长远谋划和系统设计，基础教育评价改革理应在“国家顶层制度-地方中层方案-部门底层行为”的渐次推进和逐步渗透中落实意识形态工作，通过制度性压力引导价值认同，持续影响全体人民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习惯，形成一种隐性的、约定俗成的规则和惯习，即社会文化。这种社会文化的形成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调适期，最终实现从制度规约到文化内化的质变，因为文化转型遵循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规律，既要突破传统基础教育评价“路径依赖”的锁定效应，又要超越“传统的发明”的建构困境。社会文化一旦形成将会持续较长时间。届时，全体人民都会经由文化塑造思维与行动，沉淀为“评价即育人”的文化自觉，汇聚为一股不可阻挡的社会精神。而当社会精神在时间的淬炼中升华为一种精神文化，便形成“同心同向、协同共进”的良好评价改革社会生态，从而真正将“大评价超系统”由理想范式转化为现实样态。

（来源：《中小学管理》/朱德全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部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