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性评价的实施框架与校本推进
教学评价改革深刻影响着教育改革的最终成效，也一直牵制着课堂教学形态的变革[1]。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指出了“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的改革要求[2]。教育部发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深化行动方案》则进一步明确提出了要注重核心素养立意的教学评价，提升教师的教学评价能力，发挥教学评价的引导、诊断、改进与激励作用[3]。近年来，高考改革也愈加重视学生的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强化对关键能力和学科素养的考核[4]。如何进一步激发各地各校改革活力，探索学校层面的落实方案，支持教师持续投身教学评价改革，将政策的育人导向落实到具体教学实践，成为一个亟待回应的课题[5]。
形成性评价（formative assessment）是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进行的持续性评价，通过帮助教师和学习者了解学习进程，从而及时调整教与学的策略。作为当前主流的教育评价理论之一，形成性评价尤其关注学习者的自我调节、合作学习及自主探究等学习能力[6]，这与政策呼吁的“注重核心素养立意的教学评价”高度契合，展现出对促进学生发展、教师成长和教学实践改进的独特价值，是“双减”大背景下促进日常教学提质增效的重要抓手。然而，尽管形成性评价日益受到关注[7-9]，针对其校本实施的研究与实践仍然较少。在理论梳理的基础上，本文结合研究团队的实践探索，重点探讨了如何在我国基础教育的实际情境中推进形成性评价改革，以期为教学评价改革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一、形成性评价的理念、效果与特征形成性评价的基本特征是教师、学习者或同伴对学生成就的证据进行解释和利用，以便在教学中作出更好或更有根据的决策[10]。与其他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相比，形成性评价尤其强调学习是持续的过程而非结果，评价则是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11]。形成性评价还体现了循证的评价理念，要求从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发现和收集信息，用于判断学生已掌握水平、与目标之间的差距，以及如何改进以达到目标。
形成性评价已经成为全球教育改革的重要实践形式，其效果受到广泛的实证支持。2025年3月，OECD发布了《解锁高质量教学》（Unlocking High-Quality Teaching）报告，其中专门强调了形成性评价对实施高质量教学的重要性[12]。Anders等对140所英国中学进行的随机试验研究显示，通过教师培训的形式推动学校建立形成性评价的教研共同体，能够显著提升学生在国家考试中的学业成绩，并缩小不同基础学生的成绩差距[13]。Lee等对在美国开展的33项研究进行元分析发现，形成性评价对学生学习整体上有正向效应，对数学、读写和艺术等不同学科成绩的效应存在一定差异[14]。从影响机制来看，形成性评价有助于提升学生自我感知的自主性、胜任感和自我效能感，激发其学习动机，并通过自我调节促进学习[15-17]。
在长期实践中，形成性评价形成了一些核心策略和通用做法。形成性评价要求教师使用学生的学习证据来调整教学，以便更好地满足已确定的学习需求。根据Black和William的研究，形成性评价的五大核心策略包括：1）澄清、分享和理解学习意图与成功标准；2）设计有效的课堂讨论、问题和任务，以引出学习证据；3）提供推动学习者进阶的反馈；4）激励学生成为彼此的教学资源；5）激励学生成为自己学习的主人[10]。Heritage则突出形成性评价持续改进的特点，将其总结为一套不断缩小差距的反馈循环模型[18]，如图1所示。具体而言，教师基于大学和职业准备的要求确定学习目标和成功标准，再通过教师评价、自我评价和同伴评价引出学习证据并提供解释，然后基于学生的最近发展区采取行动，并通过反复循环缩小与预期目标的差距。具体形式上，Black和William总结了与学习者分享成功标准、课堂提问、纯评语式批改、同伴与自我评价、总结性评价的形成性运用等形成性评价的典型做法[10]。其他的典型操作还包括通过量规细化学习目标的成功指标、使用“迷你白板”和“出口通行证”等工具收集学生证据以及提供“两个优点和一个期望”框架辅助学生提供反馈等教学策略[19]。
二、形成性评价在实施中面临的挑战
形成性评价对学生成就的积极影响已经被广泛证实，但这些研究主要聚焦西方教育文化情境。在我国的教育环境中，形成性评价的实施受到应试文化、课堂生态以及教师与学校制度条件等多方面因素制约，需要因地制宜地探索具体经验。推动形成性评价的有效实施，需要重点考虑来自教师能力、组织情境、评价文化等方面的挑战。
（一）教师能力的挑战
形成性评价的实施要求教师在知识、技能、态度以及教学实践等方面全面发展。它不仅需要教师具备扎实的领域知识、教学内容知识、对学生学习基础与个体差异的认知，还要求教师在课堂准备、课堂实施和课后评价阶段掌握一系列教学调控技能，如确定和分享学习目标、设计有效的活动以收集学习证据并提供反馈、鼓励学生互助学习、促进学生的参与和责任感等[20]。此外，形成性评价的有效实施要求教师具备良好的反馈素养：在设计维度上，能够有效设计反馈活动，激发学生的参与；在关系维度上，能够营造一个同伴友好和安全的反馈环境；在实践维度上，能够平衡评分与学习的挑战，帮助学生关注学习改进，而不仅仅是提高分数[21]。另外，教师对评价的信念（如是否支持学生参与自我评价）、对形成性评价工具的掌握能力、形成性评价实施的自我效能感、课堂管理能力和教师对学生差异的敏感性都会对形成性评价的实施效果产生影响[22-25]。这些研究表明，加强教师专业发展的能力，尤其是培养其在专业学习中的协作能力，至关重要[20]。
（二）组织情境的挑战
面对各类学校的复杂性，形成性评价的实施不具备简单的规模效应，需紧密结合学校内部的支持体系、文化规范等因素综合考量[26]。形成性评价的实施受到教育系统，尤其是考试系统的限制，即便教师认识到形成性反馈的价值，但由于学校政策和考试压力，教师仍会更偏向于使用传统的总结性评价[27]。另外，形成性评价的实施与学生的组成（如学生人数、学生水平的差异）、课程内容（目标和主题）、是否提供统一教材等都紧密相关[25]。学校的管理制度和文化氛围也会影响形成性评价的推广，因此需要在制度上鼓励合作，创设勇于改革的学校文化环境[6]。此外，人工智能技术深刻地变革着教师的教育教学环境，为教师开展教学评价改革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挑战[28]。
（三）评价文化的挑战
形成性评价校本实施的挑战还体现在评价文化方面。Bremner对326篇以学生为中心/以学习为中心的英文文献进行了分析，发现形成性评价应用最广泛的地区是美国和加拿大，其次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基于东亚的研究则很少[11]。在不同的评价文化中，低利害评价文化更侧重评价的促进功能，而高利害评价文化则更强调其问责属性[24]。中国以尊师传统与结果导向为特征的评价文化，与形成性评价强调互动的特点存在一定冲突[29]。另外，由于现有的课程设置趋于僵化，且过度依赖总结性考试来评价学生，形成性评价改革很可能流于教学技巧的更新，而难以真正触动课堂中的权力关系与知识认知等深层结构[30]。因此，形成性评价的实施应融入当地学校文化，促进教师在真实情境中进行持续实践与反思，在实践中内化对课堂关系与教学理念的重新认识。
三、形成性评价的实施框架
尽管形成性评价的理念已经广为传播，但其在课堂层面的实际应用仍然有限，尚未与日常教学深度融合。这一落差凸显了形成性评价在实践推进中的核心难题，即缺乏可操作性与系统支持。对于基础教育一线教师而言，改革的突出难题并不在于缺乏形成性评价理念，而在于缺少有效的操作性路径。教师群体普遍对教学改进持有认同感，但落实到具体实践则往往因缺乏有理论支撑的可行方案而难以推进，导致认知层面的认同无法转化为实际行动。与此同时，中小学教师对学科有较强的专业归属感与教学惯性，亟须提供具备学科深度的实践指导，而非停留于抽象化、去情境化的理念探讨。此外，一些改革的口号式表达强调创新而否定以往的教学积累，容易在教师中引发“过去教学是错误的”心理落差，加重专业焦虑，不利于新理念的真正落地。
经过多年实践，研究者所在团队尝试通过理论与实践两个领域专家的深度协作弥合理论与实践的割裂，整合双方在研究建构与教学现场中的优势，以此提升形成性评价实施的可持续性。研究团队由国内重点高校的研究者与北京市多所知名中小学的专家教师共同组成，聚焦课堂的教学关键环节和教师普遍关切的痛点问题（如预习设计、课堂提问、作业批改、试卷分析等），开发了一系列具有理论基础和实用性的工具，便于教师在不同教学场景中灵活使用。通过降低理解和使用门槛，使教师能以小范围、低风险、高可控的方式进行尝试，逐步内化形成性评价的核心理念，从而实现从概念理解到教学行动的迁移。在理论和实践梳理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套由核心要素系统和外部支持系统组成的实施框架（见图2），进一步推动形成性评价在日常教学中落地。
形成性评价的核心要素系统以学习目标、学习证据、教师反馈、同伴反馈和自我反馈五大要素为框架基础，配套开发了模块化的操作指南和教学工具箱，以解决形成性评价实操难的问题。在具体实施上，系统为各要素设计了对应工具。在学习目标维度，提供如“学科目标细化模板”“作文通用量规”等模板和量规，帮助教师拆解和明确目标；在学习证据维度，提供“出口通行证”“错因分析卡”等追踪工具，便于捕捉学生学习轨迹；在教师反馈维度，开发“课堂反馈框架”与“作业反馈工具包”，提升反馈的精准性；在同伴反馈维度，提供“互评量规”“反馈句型”等具体支架，提升同伴互评的质量；在自我反馈维度，配备“试卷分析单”、“错题归因表”等反思工具，帮助学生开展元认知反思。这些工具既能作为教师培训的案例资源，也可直接嵌入教师的教学过程，从而降低教师开展形成性评价的门槛。 框架的外层由形成性评价实施的外部支持系统构成，包括研发系统、知识系统与专业学习共同体三部分。三者协同作用，形成理念与实践之间的循环转化机制。研发系统突出研究者与一线教师的深度协作，借助校本教研、联合课题与行动研究等方式，围绕真实教学问题展开持续探索，并在评价实施过程中注意积累教学案例，推动理论与实践的双向流动。知识系统则通过建设工具库、案例库和疑问库，为教师提供课堂实践所需的资源支持，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并运用形成性评价理念与方法，从而提升在复杂情境中的教学决策力。专业学习共同体的建设回应了教师专业发展的协作需求，在跨区域、跨学科、跨身份的互动中促进经验交流与知识共享，推动形成性评价实施的共同行动。整体而言，外部支持系统为形成性评价的校本推进提供了持续的资源、知识与协作保障。
四、大学与中小学合作背景下的校本推进路径
在大学与中小学合作背景下，研究者与一线教师之间的协作是形成性评价从理论走向实践的重要举措。校本方案有利于基于学校已有的课程基础、教研传统和学科文化制定具体措施，以充分调动教师的参与意愿与主动性，提升改革实效。在形成性评价校本实施的过程中，研究团队通过教学观察、个体访谈、共同磨课、主题教研等形式深入实践，与教师共同探讨形成性评价在日常教学中的落实情况，并帮助教师改进相应的教学材料。基于此，本文总结了促进形成性评价校本推进的一般路径，明确了外部专家团队在五个不同阶段的推进规划和具体工作形式。
（一）第一阶段：系统培训与诊断
改革的起点在于把握学校的文化生态与教学现状，而非生硬引入标准化的外部方案。在第一阶段，外部专家团队可通过组织全校专题讲座、理念导入式培训和案例分享，引导教师初步理解形成性评价的基本理念及实践运用，并激发教师对现有课堂评价的再认识。同时，通过听课诊断、个别访谈与小组座谈等方式，摸清教师在课程实施、教学组织、评价方式等方面的主要关切。在这一过程中，要特别关注对“种子教师”的初步识别与观察，并逐步建立与管理层、教研组之间的信任关系，共同磋商学校在当前阶段推进过程中的关键任务，并确立双方可持续沟通的机制，为改革的深入开展凝聚共识，营造良好的组织环境。
（二）第二阶段：种子教师识别与校本案例开发
第二阶段需着眼于转向核心力量的培育和本校案例的开发。可以通过设计小规模的教师工作坊，围绕学习目标的叙写、学习证据收集、课堂反馈等关键主题展开教学对话并完成相关任务，引导教师将理念转化为教学场景中的具体思维与行动。同时，鼓励种子教师在工作坊中分享交流日常教学中的创新尝试，聚焦其在初期教学创新过程中面临的困惑和调整策略，整理形成若干“起始经验案例”，并在校内扩散推广。这一阶段重点在于推动教师梳理并分享自身的教学经验。这些贴近本地情境的教学探索案例能为改革提供可感知的实践依据，减少教师的抵触情绪，逐步培养与教师之间的专业信任。
（三）第三阶段：教研组能力建设
第三阶段的重心从个体发展过渡到教研组层面的能力建设。在前期“种子教师”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遴选若干有意愿、有基础的学科组作为试点单位，围绕具体主题（如单元设计、作业与反馈机制优化等）定期开展主题研讨与集体备课。外部专家团队要为教研组提供针对性课例、教学设计指导与组织运行支持，同时帮助教研组搭建完整教研流程，确保教研聚焦问题解决与经验沉淀，而非仅停留于评课层面。这一阶段的重点在于将形成性评价的理念融入教研组的组织结构与工作方式中。同时，要推动学校在制度层面为教研活动留出专门时间与空间，逐步打通个人实践与组织学习之间的通道。
（四）第四阶段：推动系统整合
第四阶段致力于探索各学科基于形成性评价理念构建具体课堂样态，并进行系统整合，在此基础上形成本校特色的教学资源库。在前期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组织开展学科公开课与多学科组的主题展示，促进教师经验交流，推动理念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在此阶段，外部专家团队需进一步加强指导，帮助教师更深入理解形成性评价的理论基础，同时帮助教师建立本地化教学术语与理论术语的对应关联，使教师既能清晰阐释自身教学实践的理论依据，又能依托理论指导优化教学实践。通过这一阶段的推进，逐步建立起鼓励教师探索、反思与共享的校本文化生态，为形成性评价在学校中的持续生长提供组织氛围与价值认同支撑。
（五）第五阶段：学校自主生长
最终阶段以学校自主生长为目标，逐步将评价改革从教学层面延伸到学校的组织管理体系。在这一阶段，学校不仅关注课堂层面的创新，也开始主动审视教师发展机制、教研制度安排与教学支持体系的整体匹配性，探索形成性评价与校本课程建设、学生发展评价、教师评价机制之间的系统协同。通过设立项目制教研任务、主题研究课题与成果评审机制，支持教师根据自身学科特点与教学问题，开展深度实践探索，并将已有案例、工具与经验转化为可持续的校本资源。外部专家团队要为学校提供优质的校外展示平台，锻炼其在专业共同体中的对话能力与理念建构能力，使形成性评价逐步内化为学校教学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实现从项目驱动向自主生长的根本性转变。
五、反思与展望
由于教学实践的复杂性，形成性评价的实施不存在可直接套用的方案，需要结合实际灵活运用。作为形成性评价实践的推动者，大学研究者应当深入中小学教学日常工作，在教师的实际困惑与探索中寻找研究的着力点。研究者不应停留于抽象的理论构建，而应通过驻校观察、伴随式支持、与教师共同研讨等方式，深入理解学校的文化生态，建立与一线教师的信任关系，从而使研究服务于教学实践的持续优化。
激发教师改革意识是形成性评价有效实施的前提条件。在实践推进中，需为教师预留充足时间开展基础培训与沉浸式学习，确保其建立充分的认知基础后，再逐步推进后续工作。教学内容应避免让教师产生抵触心理，认为其操作复杂、脱离实际，难以服务于自身的教学目标。除了概念层面的引导外，更需要提供高质量、适应性强的材料资源与实践支持路径。低质量或不成熟的教学示例不仅无法有效支持教学实践，反而可能导致教师对改革产生挫败感与否定态度，进而影响其专业信心的建立。需鼓励教师围绕教学目标细化、学习证据收集、学生参与反馈等具体教学维度，开展小范围、可控性强的教学探索，在实践中逐步检验、打磨并沉淀出适合其教学风格与学生特点的有效策略。唯有让教师真正体验到专业成长的愉悦，才能提升教师的改革积极性。
在推动理念转化为教学行为的过程中，离不开持续性的行动研究。教师在面对新理念时，不仅会经历认知上的挑战，也会出现情感与身份上的波动。通过行动研究，可以持续记录教师如何理解和应对评价改革，如何将核心理念内化为自己的教学判断，并在教学实践中逐步建立起新的课堂逻辑。此外，未来的形成性评价实施亟须构建实践改进导向的研究共同体，研究者需从知识权威转变为专业协作者，教师则要成长为反思型实践者，通过展开平等协作，更好地实现教学改进与研究创新的双赢。
参考文献略
（来源：《中国考试》/潘鹏飞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后）
